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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友好协会历史

新中友好协会建立于1952年。在这个阶段,冷战将新西兰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全部切断。有些创建会员参与过对路易艾黎济贫工作的物资与人员支持。协会在60和70年代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公众会议为新西兰提供了解新中国的机会,以及让新西兰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运动。在1972年此运动终于达成了目标。1977年,新中友好协会注册成为了有限协会。

协会历史:早年

以下的作者为新中友好协会全国秘书Alistair Shaw博士。他有关自1949年来新中两国关系的论文,“Telling the Truth About People’s China”,有望在近期出版。 此摘录包括了协会的前5年,从1952-1956年。

在协会1952年开始运行时,朝鲜战争和冷战影响了新西兰人的世界观,让协会的工作非常困难。协会会员希望可以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成就。但在新西兰社会,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中国威胁论”是个短期形成的观念,但是建立在过去理论上。只有几年前,中国与新西兰驻在对抗日本战争的同一阵营。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在新西兰被庆祝过。作为农业国家,新西兰人对中国农民的辛苦也普遍感到认同。

在中国的最著名的新西兰之子,路易艾黎在20年代说过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大革命”,决定他想要去看一看。艾黎与工业组织和其他活动(例如从缅运羊)的功绩为公众点燃了想像力。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期间,新西兰普遍对中国负有同情心,尤其是新西兰与日本当时也在交战中。事实上,这期间代表了第一次新西兰从反中歧视思想转变。

虽然大部分新西兰人被告知中国“迷失中”,有第一手体验的新西兰人提供了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痛苦的印象。国民党的确有支持者,例如William Goddard,但新中友好协会成员坚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切都会改变。对他们来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秩序,稳定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未来成为协会创始人的人们来说,中国人民共和国就是“新中国”,对此他们作好了提供所有支持的准备。在新西兰为牵制共产主义而奋斗中,中国被描叙为“困龙”,一旦脱困将会向南传播社会主义和“黄祸”。在朝鲜半岛,中新两国军队的对持恶化了这一观点。

体现着这个观点,新西兰对朝鲜战争的参与被两大政党,以及所有媒体支持。只有微不足惜的少量共产党支持者反对出兵。路易艾黎出言反对出兵,以及责备联合国的“生化战争”导致了他在1952年被政府抹黑。

创建代表对中国共和国不同观点的组织新中协会的主意在中国国内酝酿出。艾黎和Shirley Barton,后者在国内代表CORSO 以及与艾黎的工合项目合作,向他们新西兰的支持者写信建议他们将援助转移到对新政体的支持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支持中国或者反对新西兰参与朝鲜战争的出版物被政府标为“共产主义宣传”。任何非主流观点在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Shirley Barton 从1947年成为CORSO中国部秘书在国内与艾黎工作,直至解放后CORSO的工作正式完毕。她留在了中国帮助艾黎出版了他前两本书,“有办法”(她作为编辑),和相伴的“人们有力量”,在她回到新西兰后出版。她是艾黎和R. A. K. Mason及其信赖的人;经常和他见面和联络。她的文件,现在寄存国家图书馆,显示了她坚持对艾里的帮助,尤其是将他的信息于新西兰的进展同步。她是新西兰社会巡逻队的成员,与它们的书店和和平议会工作过,直至她去了中国,然后在1953年返回时正式入党。在国内期间她参加了亚太和平会议(第2章讨论),在北京以观察者身份加入了新西兰代表团。在Mabel Lee由于健康原因退位后,她成为了当时以奥克兰作为基础的新中友好协会秘书。在1958年协会正式成为国家级组织后她是第一位全国秘书,Mason则为会长。

其他早期参与者也在中国第一手体验了国内的情况,建立了他们声称了解中国真相的可靠性。他们包括了战期时在中国北方工作过的护士何明清和Isobel Thompson,和James Bertram教授。他在中国时为联络人,之后被日军抓捕成为战俘。

何明清在1923年去了中国。她用了2年时间学习中文;之后她在大同,河间和安国的传教会开始工作。1933年,她在河北宋家庄建立了一所小小的诊所。到了1938年宋家庄处在中日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何多次的前往北京为医院补充物资。八路军的加拿大籍医师,Norman Bethune,有时会请求她为八路军也带会药品。在1939年日军执行了惩罚性的袭击,将何明清从中国境内驱除。回到新西兰她开始为传教会,中国援助议会及CORSO工作。她也参与了新中友好协会数个分会的建立。1960年3月,在他从中国的工作暂时返回时,何明清第一次见到了路易艾黎。同一年,她返回了中国参加北京的国庆典礼。1964年,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嘉宾的身份她再次访问了中国。

1935年,James Bertram 从Rhodes信托获得了访问中国的旅行学金;1936年在北京学了汉语。第二年,他前往了西安。在此,国民党领导蒋介石已经被支持共产党的军官软禁。在采访毛泽东(第一个采访他的英国记者)之后,他与八路军在中国北方行动了5个月。这些体验为他之后的两本书,“Crisis in China” (1937)和 “North China Front” (1939)提供了灵感。这两年期间Bertram认识了很多人,他们之后成为了共产党的高级别人物。他为宋庆龄所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为外国难民提供药物援助。Bertram 在香港为同盟工作到了1941年,直至日军占领了香港。他成为了日军战俘,在香港和东京过了将近4年。战争结束后,他作为CORSO的代表走遍了新西兰,然后被派再次帮助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在他剩余的生命中,Bertram成为了一位学者。他参与了例如增进苏联关系协会及新中协会的组织,但从未介入组织内的政治问题。他与文化组在1956年返回了中国,之后在1986年以中国政府嘉宾身份参加了抓获蒋介石的纪念日。

Isobel Thompson 在中国时在CORSO,Field Service Unit (Quakers) 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由宋庆龄领导)工作过。她结识了George Hatem医师,路易艾黎的密友之一,与他一样将人生献给了为中国服务。通过CORSO她与Shirley Barton合作过,然后在返回新西兰的旅途中她与何明清在香港停留了一阵子。返回新西兰后,她加入了新中友好协会但从未接受管理职位。1990年她随着杰出人士代表团再次回到了中国。

从一开始,与中国有直接接触的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观点至少一部分表示了支持。就像James Bertram,他们表示对于真相的信奉,他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就。

在左翼政党圈子内,和平等于对帝国主义的抗争和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对于参与“和平行动”的人士来说,阻止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崛起的机会。协会早期会员的多数已经参加了或之后参加例如新西兰和平议会的组织。体现出这些的一名会员是Flora Gould,CPNZ的全国委员会会员及和平议会的秘书。新西兰前往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北京和平会议。代表团的领袖并非是之前对中国表示出兴趣的人,而是Alan Monteith,退役士兵和新西兰和平议会的主席。新中友好协会在此类型组织内看到了发展会员的机会;之后举行了双方组织之间一系列的互动活动,由双方共同的领导阶层支持。路易艾黎在中国接待了代表团。他从培黎学校校长职位和工合的工作被转为北京的一名和平工作者。主持和平议会的委员会最初在1949年10月2日以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协会创建。这个委员会是日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

RAK Mason 是新西兰方面的代表。他在1954年成为奥克兰分会的会长及总会会长。虽然Mason 和Shirley Barton建立了规矩“将所有剩余时间献给关于中国的工作”,他们为了氢弹抗议破坏了这点。对于50年代在协会赞助下前往中国的人来说,和平的主题是经常重复的。如工会成员Harold Kay所说:

我在中国时感觉到最明显的印象有可能是中国人民对和平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我对中国的综合印象就是民众很了解努力的方向。如果想要提升生活水平则需要和平;将中国想像成好战的国家真的非常荒谬。唯一可能阻碍中国重建的事情只有战争,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中国人民最想要的就是和平。

新中友好协会于1952年2月27日在奥克兰建会。Mabel Lee 发起了协会活动;最初的会议通常在她的家里举行。协会从中国境内被强力的推广。路易艾黎和Barton(工合当时的秘书)写信给CORSO 和艾黎与INDUSCO合作的新西兰支持者,提议支持此行动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新的友好协会努力让中国政府获得正式的承认。艾黎写给Wolfgang Rosenberg 的信指出:

…对于援助的事情,现在中国的需求似乎没有和平及友谊活动的需求强烈…海外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所有努力放在维持和发展友谊关系上…我建议你们的小组建立一个新中友好协会的核心,我会很荣幸的与你们保持联系,提供我能力范围内的任何帮助。

Lee 成为了协会秘书,但当她视力下降时她请求刚刚从中国返回的Shirley Barton替代她执行职责。后者在1954年3月正式上任。她感叹到:“当时真的不是形成运动支持新中国的好时期。”

Dorothea Beyda,的妻子,也加入了协会。她对John Caselberg说道:“我们很赞同协会的总旨,已经做好了与协会捆绑在一起的准备。这使Ron真心的对协会感到了兴趣;他充满了热情的参与了协会活动。我们进行了会议,课程,和来自中国的影片。”1954年,Mason,当时协会的主席,写出了‘Why China Matters to Us’,一本由协会出版的手册。册里说:

中国领先了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她的人口是全亚洲的一半,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作为附近邻国和太平洋的另一国家,中国对在新西兰的我们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这个伟大国家建立关系的问题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友好协会的目标就是积极的帮助寻找解决方式。

作为典型早期会员的一名,Mason的其他联系是工会和奥克兰和平议会。

协会在1952年按照对待新建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明智政策的需求而建。最初的目标是让新西兰政府正式承认新中国政府,其他目标之一则是“清楚无知的阻碍,提供两国人民之间准确的消息,让双方可以互相理解。” 早期会员为左翼成员;他们支持了艾黎和CORSO在中国的工作,例如Wolfgang Rosenberg。基本上,协会的领导层由从中国返回新西兰的人士接替。其中包括了在中国与路易艾里一同为CORSO工作了六年的Shirley Barton,在山丹与艾黎工作的Barbara Spencer ,和何明清。

协会最初有一些中国人正式加入。由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尚未确认,他们很难在明面上支持中国共产党。几位持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中国人,Jim Wong,Nancy Goddard (nee Kwok) 和之后的Jock Hoe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参与只能通过其他人或者在地下活动。

其他会员和早期前往中国的人士通常有社会主义和工会背景,例如Bill McLeod,Bernie Hornfeck 及 Nancy和 George Goddard。新西兰工党成员在50年代也有偶尔的个人访问。1955年,Warren Freer,新西兰工党议员,与他的妻子一起前往中国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前工党议员Ormond Wilson在1956年领导了一个旅行团。John A. Lee 和 Walter Nash表示了对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支持。最早的工会契约是通过左翼工会,例如劳动者工会达成。这时期协会与新西兰和平主义分子也有经常的联系。1959年4月,新西兰和平议会的两名副主席Willis Airey 和Warren Feer,与妻子一同参加了Guo Moruo主持的晚宴。1960年的6-7月份,H. W. Auland,一位农场主及新西兰和平议会另一位副主席,在中国和平议会的邀请下与妻子在中国停留了一个月。这次是 Auland先生第三次抵达中国。

50年代前期,在解放后新西兰军队与中国军队在朝鲜对抗的数年,正规圈内对与中国有联系的人士的责骂非常的强烈。Anne-Marie Brady 写到在报纸上登出支持路易艾黎对中国的观点远超反对观点后,新西兰政府试图将路易艾黎抹黑。她说当时新西兰所有大型报纸的编辑都自愿的参加了反对艾黎的运动。在艾黎的故乡基督城,对他的支持最为强烈。然而,基督城的主要报纸将他为中国的努力与戈培尔的工作相比,将他称为“有宣传任务的莫斯科情报人员”。

这个由政府发起的运动成功的丑化了中国,及争取中国友谊的人士。Margaret Garland,在前往1952年北京和平会议之前,经历了以下的对话:

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假期时共进午餐。我告诉她我将会前往北京,所以应该无法与她见面。

“北京!中国!你应该感到羞耻。”

“但我参加的是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胡说!我不讨论这件事情。多么的荒谬。我不会与他们有任何的关联。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我暂时记不起来,但我知道他们有做过。”

在1992年回顾的时候,新中友好协会主席Bill Willmott指出了这批倡导者面临的状况:

在早期会员之中有数名通过路易艾黎的项目,山丹培黎学校和工合合作社与中国有直接接触的人士。在前十年这些项目在新西兰得到的支持被反共产党言论和政府政策严重的侵蚀。

从‘新’中国带出的第一批照片代表了这些会员对新协会的个人支持,以及对即将返回新西兰面临质疑的觉悟。举例说,在她的书‘Journey to New China’里,Margaret Garland非常努力的形容了她访问中国教堂的细节,证明她的访问并非事先计划或者带有政府影响。这本书详述了前往1952年北京和平议会的新西兰代表团,以及她本人的参与。这包括了当时的临时计划,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参加了正在进行的礼拜。

因为这是一座浸礼教堂,周围并没有任何基督教的标志。我突然发现门厅摆放毛泽东的照片有可能代表这里正在教导其他的教义。因此,我请求观看平时祷告用的圣经。牧师让一位朋友从另外一个房间取。很快,他带回了3本厚厚的中文圣经。圣经边缘有着‘Baptist Church,Canton’的英文盖章。我向崔小姐说:“现在我们相信了。” 她说:“你要不要我将它翻译过来?之前你也相信他吧?”她说话的口气让我相信了她本人也坚信牧师说的是事实。

最早访问新中国的访问报告中展现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可以为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这与之前国民党执政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Harold Kay问路易艾黎为何人们显得非常开心,支持新政体时,艾黎回答道:“解放前他们每天面临饥饿,现在他们衣食无忧。

Shirley Barton 如此形容新中友好协会的努力:

1952年建立的中国友好协会无畏的尽其所能奋斗:公共会议,发言,向总理和议员写信,联系媒体和其他代表团,组织影片放映,展览等。

1956年10月,新中友好协会举办了‘历史性’的活动,接待了来自中国的经典戏剧团。这些有才能的表演者在3个中心城市赢得了观众的心。戏剧团,包括北京歌剧公司的90名成员,在基督城,惠灵顿和奥克兰得到了市长的接待。在奥克兰华人社区的迎接会上,RAK Mason 欢迎了来宾,说道:“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那扇门将走进新中国的大使。这将是伟大的一天,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像你们一样的非正式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