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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Nessie Moncrieff – 一位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国际秘书的故事( 193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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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中国月圆之时旅行: 来自 Nessie Moncrieff在中国1930年-1045年的通讯 – 由 Barbara Francis编译 – 2012

在Nessie Moncrieff(更多人称她为Nessie) 从1930年到1945年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外交秘书(后改为国际秘书)期间,

Nessie Moncrieff,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国际秘书 1930-1945
Nessie Moncrieff,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国际秘书 1930-1945

她写了数百封信件和报告给家人和朋友。这些信件和报告里面,有些是她手写的,有些是她用打字机打的。应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要求(Nessie在中国工作的15年期间里是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给她发的工资),Nessie经常需要把报告打出来然后汇报回新西兰,她把报告的复写的副本都保存下来了。Nessie还把她手写给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报告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们之间的往来通讯保存下来。最开始Nessie在北京工作,在她1936年休假回来,她被调到了上海。日本军队在1937年侵占上海之后,Nessie转移到了汉口。她在汉口一直工作到日军快将要占领那里,Nessie在1940年又被召集回上海。从1941年到1945年,Nessie都在四川成都工作,在那里虽然没有日寇的侵略,但是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

Nessie回到新西兰之后,她的家人和朋友把她写给他们的信件都给回了她。Nessie在中国工作期间回来新西兰休假的时候把她所有的报告复写副本都带回来。Nessie 70多岁的时候从通讯学校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了,她把她所有的书信和报告都整理一偏,挑选出其中的250份。她根据回忆和手上的报告重新打了一些她在中国非同一般的旅程故事;还有一些她加上了简短的标题和相关信息等。在这些报告书信里,有一张Whitcombe  and Tombs的收据(背面上写着收到日期是1969年7月28日)。Nessie还弄了一张专门把书信分类好的纸张,里面列有从1937年起所有往来的通信和报告等。这些书信报告里还有一些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写给Nessie的感谢信和对她工作的评价:“我们非常感激你的努力和贡献。你出色的工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对于困难在当前的冷静和有系统、组织的工作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Nessie 出任商务秘书的时候,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又给予了她高度的评价:“我们相信你能胜任这个双重的职位带来的工作和责任。。。。。。我们向你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你的耐心,勇气,你切身处地了解我们在这个艰难时候的所需。”

2002年, Nessie的遗嘱指定执行者把她的书信,报告,通讯以及一本照片相册交给了惠灵顿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他们集成了 Nessie Meikle Moncrieff 收集 MS-Papers-7492。这个收集总共有11个文件夹和一本照片相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西兰女性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故事。。Nessie作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在中国的战乱时期帮助许多了的中国妇女提高生活质量,指明前进道路的方向。当时的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生活条件非常艰难和危险。Nessie在中国的时间是她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那段岁月,她经历了日本侵占中国各城市的事件等。武汉被日军轰炸的时候Nessie就在那里,她刚从汉口及时疏散出来。Nessie在中国的工作要求她经常到各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会议等。刚开始的时候,她要么乘坐长江上的轮船,要么乘坐火车作为交通工具。那个时候火车铁轨经常被空炸破坏。在描述武汉的空袭的时候,她乘坐的火车所遭受的危险会引用圆月来形容,这就是标题题目的由来。Nessie的报告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妇女在外国秘书的协助下显示出来的勇敢和决心,也赞扬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给予了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妇女们许多许多的帮助。

尽管中日战争正在进行当中,中国当时的一些社交文化娱乐生活还是跟往常一样继续着。Nessie写了一些关于晚宴,音乐会和电影等一些让人可以放松和“暂时忘记所有一切烦恼”的娱乐活动等。Nessie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使她有机会和很多知名社会人士见面认识,这些人包括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 Nessie Smedley等等的中国、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国际工作人员和游客等。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新西兰作家 Robin Hyde,她的笔名是 Iris Wilkinson。她在1919年就读于惠灵顿女子高中,Nessie两年前从那里毕业。1938年4月 Iris Wilkinson也住在汉口并且和Nessie同住在一栋建筑里。在 Dragon Rampant里,她写了关于她在汉口的生活。她提到的在汉口的人和事情Nessie也有写到过。  Nessie有一个月在长沙,在她回到汉口以后写的一封信件里有提到过Iris。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正在进行着,亚洲的中日战争也进一步恶化。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不愿意派遣Nessie回到中国。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恳求Nessie再一次回到中国:“……我们怀念 她的能力和她对我们提供的巨大帮助……”和“她是我们中基督教女青年会和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连接桥梁。”在一封由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写给Nessie的信件写道:“……你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的艰难时期,正是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才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你增强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深信你可以给我们更多客观和明智的建议。”

16584-2基于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恶化,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得把其总部从上海转移到成都。Nessie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工作。Nessie去成都唯一的陆路交通方法是和和传教士一起旅行 – 他们坐卡车从 在缅甸公路上的仰光来到了中国的成都,总共走了6个星期。Nessie到达成都的两个星期后,日本军队轰炸了珍珠港。成都的日常生活很艰苦,这里好像与世隔绝,日常基本生活用品贫乏。Nessie需要负责所有英语通讯方面的工作,所以她同时担任着城市秘书和商务秘书的职位 。后者涉及的工作很复杂,包括把6种货币的通货膨胀和失控而随之而来黑市交易成交等的事务的记录等。回到新西兰之后,Nessie很少提及在成都的工作,她也只有两封信写了相关的内容。幸运的是,她写给新西兰基督教女青年学会的几封信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发表了,我把这些资料也加进来了。

在1959年,我通过参加基督徒学生运动住在了Nessie在惠灵顿Booklyn的家。我对于她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地敬佩。还有她收藏的一些纪念品也让我非常地着迷。虽然我们有着30年的年龄差距,但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我搬到基督城之后我们保持着书信来往。她的信件总是让我很愉快。我把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都保存下来了。当然我们也有去各自的城市相互探访。

2007年我搬回到了惠灵顿,听说了 Alexander Turnbull图书馆关于Nessie的收集。我在阅读这些信件报告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我亲爱的朋友Nessie在中国的经历深深打动了。读她的这些报告信件我才知道她有很多的故事都没有和我提过。她的写作具有独特的 ‘Nessie’ 风格。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Nessie的故事,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报告复印了。我还找了Nessie早期的生活的故事,编成一本记录文献《我们的朋友Nessie》。在惠灵顿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催促下,我编成了另外一本记录文献《我们的秘书在中国》。惠灵顿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版了这本记录文献。Nessie是唯一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新西兰人。

在我进一步追寻更多关于Nessie在中国的经历的过程里,我有幸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协会执行委会﹑ 高级历史讲师 Pauline Keating博士联系上。她对于Nessie的研究非常热心,她认为Nessie的事迹应该让更多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她建议我去把Nessie的故事更具体的整理一下,希望可以引起维多利大学出版社的兴趣。

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我先前没有一点研究文献和出版书籍的经验。在 Keating博士的推荐下,我“发现了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急切需要向广大人民宣传”。于是非常幸运,我在2009年获得了由 New Horizons for Women Trust (Inc.)颁发的研究经费。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更全面的研究Nessie的信件和通讯报告,向更多的人展示了这位勇敢的新西兰女性在中国1930年到1945年的工作生活,她对于当时中国局势的观察,她身边的的人的故事以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时的工作等。

Barbara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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